自称“川滇康反共挺进军总司令”的原国民党军营长陈超被解放军抓获后股票可以用杠杆，时任第15军军长的秦基伟亲自审问陈超。秦基伟问道：“你一个小小的营长，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拉起这么多土匪？”陈超说：“其实我只带出来一个半步兵连加上半个机枪连，后来把流散的国民党军队残兵败将收容起来，任命手下的连、排长当师长，一下子成立了7个师，实际人数在8000人左右。”
一张“总司令”的招牌，背后却只是一个营长拉出来的残部。陈超这件事，表面看是一个人胆大妄为，往深处看，其实是1949年底西南局势变动后，旧军残余、地方土匪和特务势力互相勾连的一次集中暴露。
1949年12月，国民党第72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宣布起义，部队转向和平道路。这个决定对减少战乱有重要意义，可第72军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现实。
有人担心失去旧日地位，有人被谣言煽动，也有人本来就和特务系统牵扯很深。陈超就在这样的缝隙里跑了出来。
他原是第72军第698团的一名营长，手里能直接带走的人并不多，不过一个半步兵连，再加上半个机枪连。照理说，这点兵力根本撑不起什么大局，可当时川南、川滇康交界一带秩序正在重建，山多路险，散兵游勇到处流窜，这就给了他钻空子的机会。
他没有正规军的实力，却很会摆架子。队伍刚拉起来时人数有限，后来他一路收拢国民党残兵败将，又吸纳地方惯匪和一些不愿交枪的人。
人一多，他就开始编番号、封官职，把原来的连长、排长抬成“师长”，一下子摆出7个师的样子。这种做法看着荒唐，却能在短时间内唬住不少人。
乱世刚过去，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枪。一个人只要敢打旗号，身边又有几百上千支枪，哪怕内部乱成一团，也会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。
陈超正是利用这种恐惧，把虚名当成扩张工具。他自称“川滇康反共挺进军总司令”，口气很大，实际底子很薄。
所谓“川滇康”，指的是四川、云南和当时的西康一带，这片区域山地多、交通不便，历史上就容易藏匿武装。陈超把名号起得很响，就是想让人觉得他背后有大势力、有大后台。
他也确实试图寻找外援。参考当时情况看，陈超一伙曾与国民党特务系统保持联系，希望得到电台、弹药和经费支持。
对他来说，这些东西不只是补给，更是维持“总司令”身份的门面。只要能让部下相信外面还有人撑腰，队伍就不至于马上散掉。
可问题也在这里。陈超的队伍不是靠共同目标凝聚起来的，更多是靠逃亡、投机和恐吓凑在一起。
有人想保命，有人想抢粮，有人想趁乱捞好处，还有人只是害怕被清算而跟着跑。这样的人马，平时可以扰乱乡里，真碰到有组织的解放军围剿，很难顶得住。
秦基伟亲自审问陈超，问的不是一句闲话。他要弄清楚的是：一个营长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拉起几千人？
这些人从哪里来？背后有没有联络？
哪些是首恶，哪些是被裹挟？这些问题搞明白，剿匪才不会只停留在“打散一股人”上，而是能把源头一起拔掉。
陈超的回答，其实把自己的底牌掀得很干净。他承认最初带出的兵力有限，后来靠收容散兵、临时任命官职，才把架子撑大。
所谓7个师，听起来像一支庞大军队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拼凑起来的山头。人数大约8000左右，可战斗力和正规部队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这里面最关键的差别，是纪律和根基。正规部队讲指挥、补给、训练和纪律，陈超那伙人更多靠头衔和利益维持。
今天封这个当师长，明天给那个许好处，看似人人都有官，实则人人都在观望。一旦形势不好，跑得最快的往往也是这些临时拼来的骨干。
解放军在川南和川滇康边区的清剿，并不是盲目进山追打，而是一步步压缩空间。交通线被控制，粮源被切断，电台联络受到打击，地方群众也逐渐敢于提供线索。
陈超一伙原本靠山地游走，一旦失去补给和消息，就像被抽掉了骨头。这些武装最初能制造声势，是因为旧政权崩溃后留下了许多空隙。
散兵带着枪，特务带着联络，地方恶霸熟悉乡村关系，几股力量混到一起，就会让局部地区一时不得安宁。但这种声势不能长久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民心，也拿不出让百姓安稳过日子的办法。
陈超被抓后，那段审问之所以让人印象深，就在于它揭穿了“总司令”的虚壳。一个营长把几个连的底子滚成几千人的匪患，靠的不是军事才干，而是趁乱收容、虚设官职、夸大声势。
纸面上有7个师，现实中却是一群被时代淘汰的残余势力。陈超这件事不能只当成一个匪首落网的故事来看。
它真正说明的是，新旧秩序交替时，最容易冒出来的往往不是有真实实力的人，而是善于利用混乱的人。陈超把“总司令”叫得很响，目的就是用名号掩盖空虚，用头衔稳住人心，用外援幻想拖延失败。
陈超这类人败得并不意外股票可以用杠杆，因为他那套东西从一开始就没有扎根，只是乱局里吹起的一阵沙尘，风一停，就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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